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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上诉状(贩卖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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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上诉状
上诉人(一审被告人):陈某,男,1991年月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户籍地广东省惠来县,身份证号码:
上诉请求:
1、依法撤销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莆刑初字第4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内容的第三项;
2、依法对上诉人作出无期徒刑以下的量刑判决。
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贩卖含有甲基苯丙胺的毒品1073.9克”,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持,认定事实不清。
【第一起】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于20129月下旬贩卖毒品100克,缺乏证据支持。
第一,根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被告人陈某的供述及辨认笔录》[1]可知,被告人陈某的供述只能证实上诉人曾于2012年9月下旬向陈某拿毒品,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将该毒品用于贩卖还是吸食。同时,被告人陈某的供述也未涉及100克毒品的价格及其与上诉人进行结算的方式,这明显与上诉人的供述“我是以每克180元人民币跟‘十三’进行结算的。拿这100可冰毒之前我就已经把15000元钱汇到了‘十三’给我的银行账户上”不一致。且,无论是侦查机关还是公诉机关均未调取上诉人与被告人陈某的就该起毒品结算的银行往来记录用于证明上诉人确实向被告人陈某购买了毒品。
第二,根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被告人郭某的供述及辨认笔录》可知,郭某曾于2012年农历九月初三的时候受陈某和陈某的安排从广东带了约150克冰毒给陈某。而事实上,2012年农历九月初三系新历的2012年10月17日,这与公诉机关指控或原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贩卖毒品的时间明显矛盾,同时也与陈某的供述明显矛盾。同时,郭某以有人找上诉人拿过冰毒为由认为上诉人贩卖毒品,赚取利润纯属主观推测。
第三,原审法院以上诉人的辩解“得不到被告人胡剑华、陈某、郭某供述的印证,且与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自相矛盾”[2]为由,不予采纳上诉人的辩解显属错误。因为原审法院在认定本起贩毒事实时并未采纳证据《陈某的供述》,且即使根据原审法院认定第二起贩毒事实的证据《同案人陈某的供述》也不能证明上诉人曾以贩卖为目的向陈某购买毒品100克的事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1款[3]之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第二方面第(五)关于毒品犯罪案件中有关证据的认定问题指导原则规定,只有当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据此,上诉人认为,在本起贩毒中,各被告人的供述明显不能相互印证,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贩卖毒品100克的证据明显不足。同时,根据《立案追诉规定(三)》第1条可知,“贩卖”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的行为。而上诉人在该起毒品交易中,显然不符合贩卖毒品罪的构成要件。
【第二起】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参与20121114日该起毒品的贩卖,缺乏证据支持。
第一,根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被告人胡剑华的供述及辨认笔录》可知,2012年11月14日上午8时许,陈某到莆田后由胡剑华接到丁某家,而后陈某、胡剑华、丁某三人就在大厅里商量购买冰毒的数量、价格、交易时间、地点、付款方式等相关细节[4]
第二,根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被告人陈某的供述及辨认笔录》、《被告人陈某的供述及辨认笔录》可知,2012年11月14日晚上7时左右,陈某向陈某打电话说:“晚上猪仔会带货过来,会到你那边,你到时候接一下[5]”。即陈某既未告知上诉人货的数量,也未告知上诉人货的来源。
第三,根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同案人陈某的供述》可知,陈某在2012年11月14日并未就该起毒品交易与上诉人联系。
第四,根据丁某在侦查机关所做的《讯问笔录》[6]可知,丁某至始至终都没有提及2012年11月14日该起毒品的交易,而仅供述了其吸毒的事实。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被告人丁某的供述》[7]中的内容纯属无中生有。同时,即使根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被告人丁某的供述》亦可知,2014年11月14日该起毒品系胡剑华与丁某之间的买卖。
综上所述,上诉人对于2014年11月14日该起毒品的交易事先并不知情,而后虽经陈某打电话告知,上诉人依然对该起毒品的数量、来源不知情,且上诉人也未因该起毒品分得毒资、获得利润或取得报酬。因此,上诉人依法不应对该起毒品的数量承担责任。
二、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在共同犯罪中负责与广东送货过来的郭某、康艺城接头拿毒品,并将毒品送给卖家,在共同犯罪中行为积极,起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主犯”[8]错误。
第一,根据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莆刑初字第49号《刑事判决书》可知,原审法院认定的毒品交易总共有三起,分别为2012年9月份下旬、2012年11月14日及2012年11月15日,其中,第三起,如原审法院所认定“陈某事前并未参与策划购买该1000克毒品,其主观上缺乏贩卖该批毒品的共同故意,客观上也未针对该批毒品实施贩卖、运输、窝藏或者其他犯罪行为”,上诉人不应对该起贩卖毒品的承担责任。而第一起与第二起如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明显缺乏证据支持,即认定上诉人为主犯缺乏证据支持。
第二,在毒品共同犯罪中,为主出资者、毒品所有者或者起意、策划、纠集、组织、雇佣、指使他人参与犯罪以及其他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如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将100克毒品用于贩卖缺乏证据支持,而上诉人在2012年11月14日该起毒品中仅起帮助送货作用。因此,上诉人在本案中仅处于辅助、次要的作用,依法应认定为从犯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条之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三、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量刑过重,上诉人存在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未予以认定适用。
1、上诉人在本案中处于次要作用,是从犯,则根据《福建省高院量刑实施细则》第三部分第10条第(1)项:“从犯,应当减少基准刑的20%-50%;犯罪较轻的,应当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之规定应减少基准刑的40%。
2、退一步,纵观全案,上诉人在贩卖毒品犯罪中主要是起送货、接头的作用,与被告人郭某无论在主观犯意上,还是客观上实施的行为,都具有相同的量刑情节。然而,原审法院却给予上诉人重于被告人郭某的量刑幅度,显属适用法律不公。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判决上诉人构成贩卖毒品罪时,明显缺乏证据支持,并且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明显的错误,依法应予以改判。特此向贵院提起上诉,恳请贵院查清事实,判如所请。谢谢!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年  月  日
 
 
 
 



[1]陈某在2012年11月17日的讯问笔录中作了如下供述:2012年9月份下旬的一天下午,陈某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向“红毛”拿了一点货(指冰毒),有没有人帮他叫一个送到莆田来”。我当时还问了他有多少货,陈某就告诉我说有100克。之后我就找了“猪仔”问他要不要送货去莆田,“猪仔”当时就同意了,同时我还交给了“猪仔”陈某的电话号码,让他到了莆田之后就打我给他的那个电话联系。之后我就没有再跟陈某联系了。
[2](2013)莆刑初字第49号《刑事判决书》第13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1款:“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4]2012年11月17日胡剑华的《讯问笔录(第二次)》第2页,《刑事侦查卷宗》第203页。
[5]2012年11月17日陈某的《讯问笔录(第一次)》第2页,《刑事侦查卷宗》第137页。
[6]《刑事侦查卷宗》第191-197页。
[7](2013)莆刑初字第49号《刑事判决书》第18页第(6)。
[8](2013)莆刑初字第49号《刑事判决书》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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